考古学与历史学对话——参加一场会议的学习体会
2021年2月4日 信息来源:郭伟民 目前浏览:498次


2020年12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的“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和融合,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40余人参会,笔者承王巍主任之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几个重点遗址的考古工作项目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安徽大学历史系吴卫红教授介绍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刘斌教授介绍良渚遗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孟华平教授介绍石家河遗址(上述三人近年相继从省考古所荣调高校,意味着学术人生再一次起航吧)。接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介绍陶寺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研究馆员介绍芦山峁遗址和石峁遗址。

考古成果介绍汇报之后,会议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扼要实摘学者们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易建平:几个遗址都提到了王城、宫城,如何确定是王城、宫城?标准是什么?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做比较研究。东方专制传统是中国固有的吗?为什么没有人口测量?双城结构中,内城和外城是否人群不同?是否不同的血缘团体?

栾丰实:关于人口测量,通过房子、墓葬、遗址面积和灰坑来测量,做过相关工作。

余西云:给中国早期文明贴上新进化论的“酋邦”标签并不能增加什么新知识。

李禹阶:动员能力是早期国家的重要因素。如良渚要建这样的城,显然是要有较大的动员能力的。神权在当时还是最主要的功能。

王震中:良渚以都城为核心,控制一定范围的就是一个国家,称之为邦国。

沈长云:考古的很多遗址年代不清楚。良渚进入到文明社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城建立的时候吗?石峁这个城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年代问题要说清楚。皇城台是什么年代的?还有就是内容没有说清楚。良渚墓地哪个是王墓?王墓与其他墓是什么关系?如何显示王权的至高无上?这个问题也没有说清楚。水系谈得很多,但王墓并没有说清楚。我认为陶寺已经进入国家了,文献记载就是唐国。但陶寺分为三期,早期与中晚期年代差别很大。中晚期已经进入夏朝了。王没有说清楚,权力的结构也没有说清楚。要解决关键问题,否则文明起源的研究就没有意义。

杜勇:文献,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考古,有碳十四测年证据,是可以判断的。但如果说要与文献去对应,就会有问题。

宫长为:要把每一个遗址的具体情况搞清楚,然后归纳出中国夏代之前都邑的基本形态。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的三要素:文字、城、玉器,这样才能把中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展现出来。

赵辉:今天谈的是宏大的题目,考古学在复原古代社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从文化序列的构建到社会的研究。不过,不少地方现在还得做文化谱系的研究。做社会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当时苏公(苏秉琦)的材料还掌握不多,其实苏先生很多观点我也不同意,但他提出了中国文明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大的进化的思路。中国的不同地方可能存在不同的道路。我们对良渚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石峁的发现才刚刚开始,年代学的测定也才刚刚开始。怎么会没有理论的思维呢?当代科学也有归纳的,并不一定完全是演绎的。两种思路都要,不能只有一条思路,一般进化论的想法是不对的。中国文明的产生与西方是不是一样的,要把中国文明自己的事说清楚。西方所有的理论中都没有用到中国的材料,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中国的材料进行梳理,当前的研究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栾丰实:文明的多种要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

徐良高:考古学者“似乎不重视理论”是一种错误认识,酋邦理论也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一定注意这个理论有没有普适性,考古学材料能不能支持这个理论。关于文明起源,可以用国家起源和形成来概括,但最好是用“社会复杂化”过程来解释。

张弛:搞各种研究的都自带光环。苏先生要求用中国的考古材料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规律。瑶山反山挖了这么多王的墓,其间还有一段时间重合,那么,谁是王呢?目前还难以找到良渚遗址群外哪些聚落与良渚有关,确切的关系又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古史话语系统关切的几乎一切指标目前还都无法得到考古的确切证据,并且还可以预期,这样的情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戴向明:十年前是讨论文明的概念,现在是讨论酋邦与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问题。这也都是考古界重点研究的问题。

韩建业:我在做“欧亚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重大课题。苏先生的理论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考古学的区系类型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深,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文明不是社会复杂化,而是能够积淀下来的东西,比如基因。

吴卫红:文明形态的普适性是否存在,我们先做工作,然后再去进行比对,能对照的就对照,不能对照的,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提炼出一些特点来,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在过程中去进一步寻找和弥补,达成共识。

李新伟:双方都有要求,如人口的研究。我们中国也和外国一起共同开展工作,我们提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常怀颖:现在考古做DNA了,考古学的认识,很多历史学者还停留在比较早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存在科学化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无法用实验室的办法来验证。中国幅员辽阔,能否用单一的架构来囊括,学界需要凝练自己的理论。

汪朝光:文明的概念是什么?上午几个遗址都发现了玉器,它在中国文明中有什么地位呢?

刘健:两河流域:文字,从城市到都城。

罗新慧:祭祀有什么作用?

王巍:考古发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八条新标准:1、史前农业发展,产生社会分化。2、手工业显著进步,专业化程度加剧。3、人口增加,大聚落出现。4、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5、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术含量的器具。6、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7、都邑与族邑形成,出现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城市。8、暴力与战争较为普遍,形成王权管理的国家。

上述记录,实在太过零碎,学者们的很多真知灼见都没有记录下来。欲知详情,微信搜“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公众号文章,“‘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综述”,高江涛先生有详细介绍。

这次会议,谈点个人的学习体会。本次会议介绍的六处遗址,其关键阶段或鼎盛阶段的大致年代是距今5500—4000年。从历史分期来看,是原始社会末期;从考古分期来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从《史记》分期来看是夏朝之前的五帝时期。中国先秦文献对于这时期的描述是“邦”、“国”,至于这些邦、国的具体形态是什么,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目前从考古材料来看还很不清楚。不过,上述遗址的考古发现综合起来,有一些重要的考古现象:比如大型城址、大型墓葬、发达的玉器系统,手工业已经成为体系,远距离交流已经存在,某些铜器也已经出现,甚至出现了文字。因此应该有了管理者和组织者,有了明确的权力出现。

如何认识这些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材料反映出社会分层非常明显(包括水平分层和垂直分层),阶级已经存在,再分配出现,区域中心和中心城址也已出现。区域之间互动频繁,大范围的文化与政治整合运动已经到来。战争、祭祀、宗教、礼制和秩序、社会管理,等等,也比较明显。不少考古发现还可以感觉到权力出现和权力运作的多种样态。当然,我们可能发掘不出上述现象的某一具体环节,比如墓葬中的那个王居住在哪里?与墓地对应的那个平民住在哪里?某一次宗教仪式是由谁主持的?是如何举行的?也不可能指望一个遗址能将上述所有遗存和现象都发掘出来。

综合以上,这些夏朝以前的都邑遗址所表现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原始部落社会的现象,肯定要比部落和氏族社会高级。它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分层社会,而是较为复杂的分层社会。

不妨做这样的判断:这个时期,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已经到来。文明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之内就出现的;国家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形成的,是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来看,上述考古遗存显然已经可以列入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范畴。至于它是酋邦还是其他什么邦、国、古国,这样的概念之可否,还需要讨论,因为这些遗址所反映的文明形态还不太一样。

准此,这些遗存所代表的社会文明形态和国家形态如何,以及考古遗存如何与古史传说相对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用考古材料来谈社会制度,需要方法论的构建。不过,目前这种方法论构建可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程式。举一个例子,湖南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但若将其具体与“土司制度”对应,还没有直通车。换言之,上层建筑的物化形式如何认知,除了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还需要构建特定考古遗存的认知体系。考古发掘的物质遗存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反映,但判断这类考古遗存的功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二是考古材料的零碎性导致认识误差。考古发掘的遗存,往往是片面而不完整的,甚至多次考古发掘的遗存往往也只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不整合的片段。依据这些,很难复原完整的图景。这两个问题必将注定我们的研究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过程。三是以考古材料来研究历史,它就是一种史料,从史料到史学,这个转化过程涉及到的很多问题还未解决。

如何给上述六个遗址出土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一个准确的定义?古国?酋邦?文明国家?早期国家?这都不重要。依考古遗存命名一个社会形态来适应所有的社会组织,显然也不太现实。无须在意某个定义和名词,对于早期国家而言,似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国家模式。

这场名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来得有点仓促,架势还未摆开,铜锣还未敲响就提前开场了,且又类似于自由搏击与太极拳那种不搭界的擂台赛。这场对话因话语体系的不一致,因此有一些沟通困难。历史学家可能没有仔细深读考古报告,或未深入考古现场考察出土文物,或未考虑如何将考古材料转化为历史学的资料,或未考虑如何用此史料来做史学研究(或认为这应该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历史学家指责考古学家缺乏理论、概念模糊、无的放矢;指责考古学家不承认酋邦,不承认历史发展的通则(实际上,如徐良高所言,考古学界也用酋邦概念)。

考古是通过物(考古遗存)的研究来考察和认识历史的过去,这比任何前提都重要。虽然对物的认识也因人而异,但那是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与物的真实与否无关。从考古学语境下的物质遗存到历史学语境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还有一条很深的鸿沟。多年以前,考古学的任务是构建时空框架,做文化分期与类型的工作,为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而深耕田野。主要依靠的是地层学与类型学,比较少谈论历史学概念,也少历史学的操作。但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历史的过去,仍然是历史学的大范畴,用的是考古材料。究其本质,考古学乃是对物的研究,通过物的研究来研究人类的行为,考古学研究的不是历史学研究的政治制度和人物事件本身,它是通过物的研究去观察和认识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一旦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来结合,就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转换的话语体系,但目前这套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学界应该认识到,考古材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材料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民族志材料、试验考古的材料、科学分析检测的材料,都是构成研究大历史的重要材料,在此基础上如何取得理论与方法的突破来研究远古中国的历史,历史学(文献史学)和考古学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这次会议很重要,它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明白,逾越横亘于学科之间的屏障多么不易,搭建沟通之桥何其艰难。但若这个界都跨不过,史学研究的未来则不可预期。这次对话也让我们明白,学科自身还需精进,不断深化,跨界论衡需进一步加强。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对话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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